以《刑事审判参考》案例为研究素材


2020-08-02 00:46 | YWYF | 来源:Sfnews

——以《刑事审判参考》案例为研究素材

一、“条约”的内在

对“条约”的明白主要涉及两个争议问题:

(1)条约诈骗罪的条约是否包罗口头条约?

谜底是肯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条约诈骗案和第875号郭松飞条约诈骗案中均对此给与了肯定。主要理由是:“口头条约与书面条约均为正当有效条约,同样受到执法掩护,在界定条约诈骗罪的条约规模时,不应拘泥于条约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条约关系的情况下,即即是口头条约,只要发生在生产谋划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条约诈骗罪治罪处罚。”

条约诈骗罪的条约类型如何界定,是否仅仅指经济条约?

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态度并不完全统一。在刑事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条约诈骗案中,法院认为:不应以典型的“经济条约”为限,同时,不能认为通常行为人使用了条约法所划定的条约举行诈骗的,均将组成条约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种种“条约”“协议”,如不具有生意业务性质的赠与条约,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育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条约、行政条约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条约诈骗罪中的“条约”。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不应限于经济条约,条约诈骗罪中的“条约”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借以发生关系的、签订与推行运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条约。”可是,在第875号郭松飞条约诈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又认为:“条约诈骗罪的条约是指经济条约,并可以在借鉴经济条约法对经济条约的界说基础上,可以将条约主体适度扩展到平等民事主体。” 本文认为,三种看法实质上并不矛盾,第二种看法和第三种看法实质上同义,对条约诈骗罪中的”条约”给与了一般性界说,而第一种看法则是枚举了其中的“破例情形”,联合起来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完整明白。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这是条约诈骗罪认定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也是条约诈骗罪与条约欺诈行为的主要区分尺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条约欺诈与条约诈骗的配合手段行为,因此,并非只要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组成条约诈骗。要认定组成条约诈骗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646号刘恺基条约诈骗案和第211号程庆条约诈骗案中,认为:在条约诈骗案中,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举行分析:“(1)行为人是否具有签订、推行条约的条件,是否缔造虚假条件;(2)行为人在签订条约时有无履约能力;(3)行为人在签订和推行条约历程中有无诈骗行为;(4)行为人在签订条约后有无推行条约的实际行为;(5)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是否有浪费、挪用及携款潜逃等行为;” “(6)未推行条约的详细原因。”但要注意的是:对于详细行为切合其中的一种情形或者几种情形,才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明确亮相。因此,我们不能仅凭行为人的行为切合其中的一种情形或者几种情形就武断地得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一结论。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不能仅凭数额较大的财物不能返还的效果,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欺骗手段取得资金,可是能够定期归还的不能认定,或者以诈骗手段取得财物,但用于生产谋划的,亦不能认定。对行为人将大部门资金用于投资或者生产谋划运动,而将少量资金用于小我私家消费或者浪费的,不能仅注意到消费或者浪费的绝对数值,还应兼顾消费或者浪费数值所占的比例。”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著名音乐人苏越条约诈骗案中,对如何认定条约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给出了他们的解释:

“首先,诈骗所得款子未用于小我私家浪费并不能一定否认条约诈骗罪的建立,在苏越案中,正是思量到这一点,因此将条约诈骗罪的犯罪主体认定为单元,并以单元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追究苏越的刑事责任;

其次,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关于审理诈骗案件详细应用执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笔者按:其时尚未失效,现已失效,但仍具有参考意义。)第二条所划定的6种情形来加以详细认定,包罗:(一)明知没有推行条约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接纳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条约,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1.虚构主体;2.冒用他人名义;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票据、先容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条约推行担保的;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切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条约推行担保的;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二)条约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条约推行的产业逃跑的;(三)浪费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条约推行的产业,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条约推行的产业举行违法犯罪运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 返还的;(五)隐匿条约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条约推行的产业,拒不返还的;(六)条约签订后,以支付部门货款,开始推行条约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条约划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全王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事情座谈会纪要》中确定了认定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七种情形,对于认定条约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但要注意的是:上述划定均属于刑事推定,均可以反驳。虽然条文中没有说允许作出反驳,但本文认为,这是由其时司法解释技术相对落伍所造成,在最高人民法院之后出台的类似划定,均明确划定“行为人可以作出合明白释的除外”,例如:2007年《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执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于走私、贩卖、运输毒品主观明知的划定。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两名法官也对此问题举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值得借鉴:“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为人签订、推行条约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为了应付对方当事人索取债务,接纳“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又与其他人签订条约筹措资金,以后次骗签条约所获得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送还前次欠款的;(2)未推行义务前将对方当事人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加以使用、处分,或者举行违法犯罪运动的;(3)条约签订后,以支付部门货款、开始推行条约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条约划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4)条约签订后,无正当理由中止推行条约,不退还所收定金、保证金、预付款等的;(5)收到对方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不按条约约定内容推行条约,如组织约定货源、提供约定服务等,而是用于炒股或其他风险投资的;(6)起初确实只是为相识决一时资金难题,接纳欺骗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条约以暂时获取周转资金,但在有能力送还资金的情况下却久拖不还的;(7)通过签订条约获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浪费浪费,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8)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被民事裁判确定继续推行条约义务或赔偿对方损失后,或者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产业时,隐藏、转移产业或抽逃资金,以逃躲债务的;(9)在通过条约取得对方当事人部门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在对方当事人未泛起法定事由的情况下,以“行使不安抗辩权”为捏词,居心不推行条约义务,又无正当理由不返还应当返还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定金、保证金或者质料费的;(10)基础没有推行条约的能力或者居心夸大自己推行条约的能力,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与自己签订条约,条约签订后又不努力努力设法缔造履约条件推行条约以制止对方经济损失的。

此外,她们还对行为人履约能力的巨细与条约欺诈行为、条约诈骗罪的认定之间的关系举行了有益的探索: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约能力、部门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划分差别情况加以认定:(1)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推行一部门,如果其不完全推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制止自身损失或由不行制止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门推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推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条约诈骗行为;(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推行条约,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条约诈骗行为;(3)有部门履约能力,同时亦有努力的履约行为,纵然最后条约未能完全推行或完全未推行,一般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可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负担条约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推行条约,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条约诈骗行为;(4)签订条约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由种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而且有努力的履约行为,则无论条约最后是否得以完全推行,均只组成民事欺诈;(5)签订条约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条约诈骗行为;(6)有部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推行条约,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条约诈骗行为。”

三、条约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在指导案例第403号王贺军条约诈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条约诈骗罪和诈骗罪的从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手段等方面举行了区分,并明确了两者在某些案件中可能同时适用。“一、犯罪主体差别。条约诈骗罪的主体可以是单元,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二、犯罪客体差别。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条约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为庞大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国家对条约的治理制度;三,犯罪手段差别。条约诈骗罪只限于使用签订、推行条约的方式和手段举行诈骗,而诈骗罪在手段与方式上则没有限制。当行为人既实施了条约诈骗行为,又实施了普通诈骗行为,而且两种行为都组成犯罪时,就应当适用刑法中数罪并罚的划定,划分定条约诈骗罪和诈骗罪,实行并罚。”

另外,准确掌握条约诈骗罪中的“条约”在其犯罪组成中的职位和意义,是正确区分条约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键。

条约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工具上有其特定性。“首先,条约诈骗罪体现为“使用条约”举行诈骗,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是发生在条约的签订、推行历程中,而不能是在这之前或之后。

其次,条约诈骗犯罪的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应当是与条约签订、推行有关的财物,如条约标的物、定金、预付款、担保产业、货款等。如果行为人在于他人签订或推行条约的历程中,以其他与条约无关的事由为捏词,骗取他人钱财的,则不是条约诈骗。”

四、条约诈骗罪中的单元犯罪

这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1)单元与自然人配合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能否以条约诈骗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全王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事情座谈会纪要》中对于“单元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能否以条约诈骗罪论处?”给出了谜底:“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元十明白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签订、推行乞贷条约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切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划定的条约诈骗罪组成要件的,应当以条约诈骗罪治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69号俞辉条约诈骗案也对此予以了确认:“单元犯罪究竟差别于自然人犯罪,对于单元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根据自然人犯罪处罚,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应全面明白,单元实施贷款诈骗行为,不组成贷款诈骗罪,但只要其行为切合刑法例定的其他犯罪的组成要件,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就应按相应的犯罪治罪处罚。” 但并未对“单元与自然人配合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能否以条约诈骗罪论处?”给出明确谜底。最高人民法院在第305号马汝方等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案中认为:“从犯罪人马凤仙的角度,本案应认定为贷款诈骗罪,从犯罪单元明华公司的角度,则应以条约诈骗罪治罪处罚。所以,本案确实存在一个罪名的详细适用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配合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的有关精神,凭据全面评价的执法适用原则,联合主犯的犯罪性质来加以详细确定。在本案实施贷款诈骗行为历程中,作为犯罪单元明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司理的马汝方从犯罪起意到详细实施起到了筹谋、指使的主要作用,明华公司属于配合犯罪中的主犯,作为犯罪单元,明华公司只能组成条约诈骗罪。故此,只管公诉机关未起诉犯罪单元明华公司,可是法院依照单元与自然人配合犯罪冒犯的罪名对相关涉案的三名被告人以条约诈骗罪治罪处罚,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单元与自然人配合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切合条约诈骗罪的划定,且单元或者单元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整个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应以条约诈骗罪对单元、单元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和自然人治罪处罚。

然而,单元与自然人配合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纵然切合条约诈骗罪的划定,但自然人在整个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应以贷款诈骗罪对自然人和单元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治罪处罚。这里又涉及一个问题:单元与其犯罪的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能否分散?最高人民法院在第169号俞辉条约诈骗案中认为:“单元作为犯罪主体,在双罚制的情况下,存在犯罪单元和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两个责任主体,其刑事责任可以分散,因此在不追究单元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实事求是地追究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换言之,单元与其犯罪的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散。我国刑法对单元犯罪的划定,除了实行双罚制外,还划定有只处罚单元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单罚制,这也说明在单元犯罪的前提下,单元与有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并非截然不行分散。”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关于涉嫌犯罪单元被打消、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如何举行追诉问题的批复》这一司法解释也体现了这一法理。“涉嫌犯罪的单元被打消、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当凭据刑法关于单元犯罪的相关划定,对实施犯罪行为的该单元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元不再追诉。”

(2)如何区分单元行为和小我私家行为?作为单元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双重身份决议了其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既可能是单元行为,也可能是小我私家行为。因此,如何判断单元成员所实施的行为是单元行为还是小我私家行为,就成为实践中认定犯罪行为是否属于单元犯罪的关键。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305 号马汝方等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案中指出:“单元行为与小我私家行为的区分,在实践中可以联合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详细判断:(1)单元是否真实、依法建立。单元是依照有关执法设立,具备产业、名称、场所、组织机构等负担执法责任所需条件的组织。对于为了举行违法犯罪运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元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元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运动的,由于不切合单元设立的宗旨,且通常具有借此规避执法制裁的非法目的,故应按自然人犯罪处置惩罚。(2)是否属于单元整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单元犯罪是在单元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单元意志的体现;而小我私家犯罪则完全是在其小我私家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体现的是其小我私家意志。单元意志一般由单元决议机构或者有权决议人员通过一定的决议法式来加以体现。未经单元团体研究决议或者单元卖力人决议、同意的行为,一般不能认定为单元意志行为。(3)是否为单元谋取利益。在居心犯罪尤其是牟利型犯罪中,只有在为本单元谋利益的情况下,才气认定为单元行为。如为单元谋取非法利益而举行走私,违法所得全部归单元所有的,即属单元行为,相反,即便以单元名义走私,但违法所得由到场人小我私家私分的,则一般应认为是自然人配合犯罪。(4)是否以单元名义。一般情况下,单元犯罪要求以单元名义实施。对于这里的“以单元名义”应作实质性明白。对于打着单元旗号,使用单元名义为小我私家谋利益而非为单元谋利益的非法行为,不能认定为单元犯罪。”

此外,针对不少法院以单元无被挂靠单元的实际出资及系小我私家谋划为由从基础上否认单元之实体存在进而否认建立单元犯罪的错误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在第271号黄志奋条约诈骗案中指出:“凭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元犯罪案件详细应用执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划定,单元存在的真实与否及单元行为的认定,与单元的所有权性质、谋划形式无关,同时不得以出资未到位而将之简朴地认定为违法设立的单元。作为法定实体的真实存在与否,司法认定当中应当将关注点放在单元设立的意图、有无详细谋划行为及主要谋划行为正当与否的判别上。”

(3)在一人公司实施条约诈骗罪的情况下,如何区分单元犯罪和小我私家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在第726号周敏条约诈骗案中指出:“刑法设置单元犯罪,基础上是因为单元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于治理人或者所有人的意志。与其他单元一样,一人公司的行为能否组成单元犯罪的尺度同样在于其是否具有独立人格。一人公司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其只有一名股东,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由于只有一位出资人,出资人与公司之间容易发生关联生意业务而导致人格混同,一人公司的人格因为其股东的单一性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判断详细犯罪行为中的一人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应当凭据以下五项尺度:第一,是否具有独立的产业利益。公司的产业和出资人的产业必须能够分散,公司的产业状况必须是独立的。第二,是否具有独立的意志。在一人公司的股东与治理人分散的情况下,公司的独立意志是比力显着的。在股东与治理者系一人的情况下,一人公司的意志虽然泉源于唯一股东,却与其自然人意志不行混为一谈。公司的意志体现为决议权限的法定性和法式性,如果股东为了公司利益在执法及公司章程划定的职权规模内依照一定法式实施特定行为,则这种行为就应当视为公司的决议而不是股东的小我私家意志。判断一人公司是否有独立的意志,还要看公司形式是否被滥用,公司的人格只有在执法和公司章程划定的法式中才存在。如果滥用公司形式,违背公司的基础利益或者超出法定权限、法式,则股东的行为意志就与公司的意志相背离,公司就失去了独立的意志,而与股东、治理人员混同,这种情形下显然只需要处罚自然人。第三,是否具有公司法所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依照执法划定,具有独立人格的公司必须要有一定的场所、人员和组织机构,股东行使公司法所划定的职权时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置于公司存案。一人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公司行为与股东小我私家行为容易发生竞合,故公司的谋划行为应当以公司的名义举行,一人公司必须拥有独立的名义。只有行为是以公司名义实施,且其目的是追求公司利益或推行公司职责,才气视为单元行为。第四,是否依照章程划定的宗旨运转。一人公司应当有自己的章程和特定宗旨,并在执法允许的规模内追求其利益。其收益首先应对公司所欠债务卖力,而不是直接转为股东的小我私家私利。一人公司建立的目的必须是依法从事谋划运动,且客观上确实从事了一定的正当谋划运动。第五,是否依照法定的条件和法式建立。”

五、使用条约骗取钱款用于投资期货导致亏损行为的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使用条约骗取钱款用于投资期货导致亏损的行为,凭据被害人的差别,确立了两种截然差别的裁判规则。当被害人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时,一般以条约诈骗罪治罪处罚;当被害人为非金融机构之外的其他单元或者自然人时,则可能不被认定为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169号俞辉条约诈骗案中认为:“本案中,被告人俞辉在本单元因谋划状况逆转而发生资金周转难题、没有归还能力的情况下,掉臂亏损的现实,先后以万通公司、康乐谋划部的名义,多次签订虚假条约从银行取得130 笔贷款,总金额高达1.4 亿多元,用于炒卖高风险的期货和以新贷还旧贷,最终造成1760 余万元的损失。其行为切合《审理金融犯罪纪要》划定的第一种情形。(笔者注:第一种情形是指:明知没有送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271号黄志奋条约诈骗案中认为:“被告人黄志奋接纳欺骗手段与他人(笔者注:泉州市第五中学教育基金会)签订条约,取得人民币192 万元委托投资国债回购款后,擅自改变委托用途,其中,用于投资期货的人民币140 万元,因属从事详细谋划运动,不能送还系客观原因所致,对该部门款子不宜认定泉州市时代企划事务所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详细理由有三:(1)谋划国债回购业务简直不属于时代企划事务所的谋划规模,但不能据此认为其不具有实际推行条约能力,因其时谋划国债回购无需特定资格,形式上的谋划资格与实际的履约能力是两个差别的观点,不应混为一谈。至于能否按约定支付高达14%的年收益,不能清除系黄志奋主观上的判断失误所致,所以也不能据此认为其明知没有推行条约能力。(2)黄志奋(时代企划事务所)约定将所收钱款用于国债回购,虽然时代企划所不具有国债回购的主体资格,但其时执法法例并无明令克制,而且亦未实际用于国债回购;收取钱款之后,时代企划事务所单方改变约定用途,将该部门投入期货生意业务运动,属于民事违约行为,两者均不能认为是将他人钱款用于违法犯罪运动。应当注意的是,解释所谓的违法犯罪运动指的是行为自己的违法性,不宜延伸至主体资格的违法性(逾越谋划规模)。(3)投于期货生意业务的140 万元委托款全部亏损,不存在浪费、隐匿财物及携款潜逃情形。”

六、一房多卖的处置惩罚

近些年来,一房两卖、一房多卖的新闻时常见诸媒体。不少行为被认定为条约诈骗罪。如何界定这一行为的刑民界线,是司法实务中的难点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在第961号指导案例王立强条约诈骗案中认为:“对一房二卖的行为定性,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综合行为人一房二卖的详细原因、交房的真实意思表现内容、行为人是否具有调剂交房的能力以及清偿相关债务的能力等方面的事实举行认定。特别是在售房款没有被小我私家浪费、占有而是用于继续谋划的情况下,对一房二卖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更要审慎掌握。“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强调:“在对一房二卖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举行分析、认定时,要重点考察一房二卖的详细情由。” 在王立强条约诈骗案中,这一点体现的尤为显着。虽然从外貌上,王立强作为普天大有房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施了一房二卖的行为,非法占有目的似乎不证自明。但实际上,王实施这一行为的详细原因有如下几点:1、王认为与唐某告竣的以出售4套房产为内容的息争协议显失公正,且凭据相关民事纠纷情况来看,该说法建立的可能性较大。2、王的公司其时面临谋划逆境,急需资金且所得款子确实用于公司谋划和清偿债务。3、就普天大有房产公司与李某的一房二卖行为,普天大有房产公司在作出该决议时即决议为李某调剂房源,且具备调剂房源的能力。

对于衡宇开发商实施的一房多卖的行为,还应注意:衡宇开发商的一房多卖行为,如果只是为了在比力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并无同时占有多笔购房款的意图,虽然有违老实信用原则,一般不宜认定为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种行为在《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条约纠纷案件适用执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划定了处罚性赔偿制度,即“双倍赔偿”责任。

七、条约诈骗罪的特殊体现形式

(1)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无归还能力后致使担保人负担担保责任的,一般应以条约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提供虚假担保或者重复担保,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应以贷款诈骗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352号秦文虚报注册资本、条约诈骗案中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犯罪客体对认定犯罪的性质、分清此罪与彼罪的界线,具有决议性的意义,而犯罪工具往往是犯罪客体的体现形式。因此,通过区别犯罪客体和犯罪工具,可以准确界定通过向银行贷款骗取担保人产业的行为性质。”“行为人虚构事实骗取银行与担保人的信任,非法占有钱款后,银行可依据担保条约从担保人处获取担保,而担保人则是银行债务的实际负担者,受侵害的往往是担保人。纵然担保人因某种客观原因如破产等情况导致无法归还担保,银行的债权无法实现从而权益受到实际侵害,但只要担保人与银行之间所订立的担保条约具有执法效力,银行与担保人之间就建立债权、债务关系,执法关系的最终落脚点和行为侵害工具就应认定是担保人而非银行。”

(2)伪造购销条约,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承兑条约,将获取的银行资金用于归还其他小我私家债务,后因条约到期无力归还银行债务而逃匿,致使反担保人遭受产业损失的,以条约诈骗罪治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645号曹戈条约诈骗案中指出:“1、反担保人能够成为主条约债务人的相对方,能够成为主条约债务人诈骗的工具。随着市场机制的不停生长和完善,金融机构发生借贷业务往往要求客户提供担保与反担保,以保证金融资金的宁静,反担保是确保担保人对债务人追偿权的实现而设置的新的担保,是对担保的担保,是附属于担保的担保。《担保法》第四条划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划定。”无论是对于担保条约还是对于反担保条约,担保既是为了保证债权人能够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获得推行,也是为了保证债务人能够向债权人推行债务,因此,担保条约的工具应该是主条约的双方而不是单方,与债权人签订担保条约不影响与债务人存在担保条约的效力;而在担保人取代主条约债务人负担担保责任使主条约权利义务消灭后,依法因主条约的债权人债权让渡而享有追偿权时,担保人才与主条约债权人脱离关系,而主条约的债务人才气成为唯一相对方。反担保亦同。既然反担保人始终能够成为主条约债务人的相对方,就能够成为主条约债务人诈骗的工具。2、曹戈具有间接、变相地非法占有反担保人恒通恒基公司担保产业的目的。3、曹戈具有归纳综合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居心和不确定的犯罪工具,不影响对其条约诈骗罪的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曹戈在诈骗的工具和居心的内容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其条约诈骗的工具和犯罪居心属于归纳综合性的工具和犯罪居心。曹戈诈骗的工具和犯罪居心的内容并非是详细明确的,而是相对确定又详细移动可变的,既可能是永宁农信社,也可能是西北亚公司,还可能是反担保人恒通恒基公司,这是由于主从条约连带责任的不确定性所决议的。可是相对确定,并非绝对不确定,其犯罪工具和犯罪居心的内容最终简直定要看谁最终遭受了损失。谁遭受了损失,谁就成为其非法占有的受害方。曹戈通过一系列担保条约最终使恒通恒基公司遭受了损失,所以曹戈的犯罪工具就最终确定为恒通恒基公司。凭据法定切合说原理,曹戈诈骗工具和犯罪居心内容的相对不确定性并没有凌驾其诈骗条约相对方财物所可能指向的工具与居心内容的规模,切合条约诈骗罪的组成特征,应认定组成条约诈骗罪。”

(3)通过支付预付款获得他人房产后以抵押方式向第三人乞贷后,既有欺骗卖房人的行为,也有欺骗抵押权人的行为。欺骗卖房人的行为组成条约诈骗罪,条约诈骗罪的既遂以衡宇产权挂号过户为标志,卖房人是条约诈骗罪的被害人。抵押权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抵押权人不是犯罪被害人。最高人民法院在第876号指导案例周有文、陈巧芳条约诈骗案中明确了上述看法。

(4)通过赶集网骗取卖家二手车的行为组成条约诈骗罪。受骗车辆已过户但未交付的应认为犯罪未遂。私车牌照的竞买价钱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在第875号指导案例郭松飞条约诈骗案中明确了上述看法。

(5)承运人预谋非法占有被承运货物,在推行承运条约历程中偷偷将承运货物调包的行为,组成条约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在第807号指导案例张海岩等条约诈骗案中明确了上述看法。

(6)挂靠汽船公司的个体船主,在推行承运条约历程中接纳以次充好的方式骗取收货方收货并向货主足额支付货款及运费的行为,组成条约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在第808号指导案例吴某条约诈骗案中明确了上述看法。

(7)以被害单元署理人的身份,并签订了相关经销协议,通过骗取方式将收取的货款据为己有的行为,组成条约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在第716号指导案例杨永承条约诈骗案中明确了上述看法。

(8)业务员冒用公司名义,接纳欺骗的方式使条约相对方误以为由于条约标的系非法获取而价钱较低进而同意签署购销条约,出具盖有失效的公司印章或者盖有未经授权的公司印章收据,收取货款的行为,不建立表见署理,组成条约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在第577号指导案例谭某条约诈骗案中明确了上述看法。

(9)通过欺骗手段吞并企业后恶意处分企业产业的行为,组成条约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在第211号指导案例程庆条约诈骗案中明确了上述看法。

八、条约诈骗罪既遂和未遂并存时的处置惩罚

在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看法中,对于既遂和未遂并存的情形,无论在评价上还是量刑上,均是作为一罪处置惩罚。因而,以往,当全案存在既遂和未遂并存时,比力普遍的做法是先根据犯罪总数额确定法定刑幅度,然后认定全案未遂,将未遂作为量刑情节,比照既遂犯确定从宽的幅度,决议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种做法既可能导致部门行为已经既遂且既遂部门已经到达治罪尺度,仅因存在未遂部门又认定整个犯罪的理论逆境,也可能泛起因对全案按未遂做减轻处罚量刑畸轻的问题。为相识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团结出台的《关于管理诈骗案件详细应用执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划定:“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划分到达差别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划定处罚;到达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在第1020号王新明条约诈骗案中认为:“这一条确定了不以既未遂累计的犯罪总数额确定法定刑幅度,而以既遂部门和未遂部门划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择一重处的处置惩罚原则。只管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管理条约诈骗案件是否贯彻这一原则,但根据在没有特殊划定的情况下,对于同类问题应当同样处置惩罚的老例,(在条约诈骗案件中)也应当贯彻这一原则。”

详细而言包罗三个问题:

(1)法定刑幅度应当凭据犯罪总数额确定,还是凭据既遂数额或者未遂数额确定?

详细又分为四种情形:

1、全案只有既遂或者只有未遂的。此时,确定法定刑幅度的数额与犯罪总数额一致。

2、既未遂并存但只有一者切合治罪条件的。这种情况下,不但独构罪的既遂部门或者未遂部门并不存在确定法定刑幅度的问题。确定法定刑幅度的数额为单独构罪的既遂数额或者未遂数额,与既未遂累计的全案犯罪总数额纷歧致。

3、既未遂并存二者均单独切合治罪条件的。这种情况下,既遂部门与未遂部门均对应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凭据《诈骗案件解释》的划定,全案的法定刑幅度凭据二者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中较重简直定;在二者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一致的情况下,凭据既遂部门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全案的法定刑幅度。此时,决议全案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数额并非全案犯罪总数额,划分是既遂部门数额或者未遂部门数额。

4、既遂未遂并存,均未单独构罪但总数额切合治罪条件的。对于条约诈骗案泛起这种情况能否作为犯罪处置惩罚,现在尚无定论。”

(2)在凭据既遂或者未遂部门择一重处原则选择法定刑幅度时,对于未遂部门法定刑幅度简直定,是否先行对未遂部门举行从轻或者减轻评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未遂部门的未遂情节应当仅适用于未遂部门,不能适用于整个犯罪。应当凭据未遂情节决议对未遂部门是否减轻处罚后,即先确定未遂部门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门举行比力。”

(3)未遂部门的未遂情节在量刑中如何体现?最高人民法院认为:“1、在凭据既遂数额确定法定刑幅度时,未遂情节是作为量刑中的从重因素得以体现的,这与将未遂情节作为全案适用的量刑情节举行从宽处罚是截然差别的。2、在凭据未遂数额确定法定刑幅度时,需要就是否减轻举行评价。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不予减轻选择法定刑幅度。此时,未遂情节并未在法定刑幅度确定历程中获得实际体现,仅仅作为基本犯罪组成事实的一部门在确定量刑起点历程中予以评价。第二种情形是予以减轻选择法定刑幅度。此时,未遂情节在法定刑幅度确定历程中获得了实际体现,但由于这种体现限于法定刑的减轻选择,未遂情节究竟从宽到何种水平并未完全体现,因此,要就未遂情节举行完全评价,在选择减轻法定刑之外,还需要在之后确定量刑起点的历程中,将其作为基本犯罪组成事实的一部门举行评价。在这一历程中,对未遂部门的未遂情节举行了两次评价,但并不属于重复评价,只有将两次评价联合起来,才气对未遂部门的未遂情节评价充实。”(本文原作者詹勇,江苏圣典状师事务所王卫东状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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